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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世地獄圖景裡的眾聲喧嘩:阮劇團《十殿》

既在其內,又超脫於外

作為阮劇團積累多年創作能量的大作,《十殿》在演出之前與之後,都引起不少討論話題。以一棟住商大廈三十年間的人事更迭、樓起樓落為核心,主創團隊將臺灣五大奇案的故事元素,巧妙地與九○年代至今的在地歷史脈動編寫在一起。透過五組登場人物之間的情感糾葛,其內在欲望與外顯罪行,《十殿》以五小時的長度,一口氣給予觀眾結構龐大且支線複雜的十段故事,十個探索宿命與倫常的生命場景,企圖心不可謂不大。

其中,唐三藏與三個徒弟扮演重要的串場功能:他們有時負責各個段落的開場,有時提供情緒的引導和轉換;有時肩負劇情推動的任務(譬如唐三藏給予邱老師那台老式電話機),有時則站在與觀眾近似的位置,一同「陪看」炎涼世態;有時他們會點出故事的核心主旨,有時負責穿針引線,向觀眾述明各章節之間的因果關係。甚至在劇末,他們還以布景模型、2D人偶、微型攝影的手法,為所有人交代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,頗有那麼一點《藍色蜘蛛網》或《玫瑰瞳鈴眼》這類通俗悲喜劇的勸世意味。

但嚴格來說,唐三藏與其弟子既不是劇中主角,並不真的介入舞台上發生的一切苦難和厄運。於此同時,他們也不是純粹的冷眼旁觀,僅擔任疏離的說書人或畫外音之職。這種「既在其內,又超脫於外」的靈活位置,是編導上頗為有趣的設計。不過,也正因為他們在十個場景之間起到最關鍵的銜接作用,多少掩蓋了《十殿》開展出多條故事支線,卻未能妥善收束的問題。(譬如律師駿洋的官司線並無下文,他與建志之間的差異僅僅停留在身份立場的直接對照;又如詐騙維生的佑佑在與邱老師對質之後的心境轉折,也未能再細緻梳理。)某方面來說,《十殿》更為重視每個章節是否能夠成為一幅又一幅刻畫背叛、欺騙、殺戮、復仇等元素的警世地獄圖。其核心要旨,是突顯金國際大樓這棟「惡之迷宮」究竟能夠翻折出哪些倫常縮影,而不是劇末唐三藏對著所有人(觀眾與劇中人物)說大家需要一個「解釋」。因此,這十個篇章是否能夠前後融貫,自圓其說反倒是其次。

但倘若如此,在《輪迴道》最後一章「團圓」,主創團隊顯然不必大張旗鼓動用模型屋攝影,搭配特意製作的人物道具,將舞台轉換成炫目的錄像空間,好讓眾人能在最後獲得一個理解前因後果的完美說法。儘管這種運用投影螢幕提供眾人後設視角的舞台調度技術,在視覺效果上是有趣的(那近似紙紮人偶的案件現場演示方式,頗能令人聯想到蘇育賢的《花山牆》、林羿琦的《復興夢》的錄像作品)。但這麼做,卻也讓螢幕成為必須快速轉場時更為便利的空間,舞台本身反而成了附屬。同時也突顯出《十殿》雖然在結構上極具企圖心,但礙於有限的演出時間,僅能以此方式才有辦法順利收尾。

 

獨白者與敘述者

《十殿》安排了許多由人物本身擔綱敘述者職責的橋段,使演員必須在角色對話與第三人稱口白之間來回切換。這點在下集的《輪迴道》中尤其明顯。往好的方面想,對部分沒有看到上集《奈何橋》的觀眾而言這是一種體貼的設計。這些口白兼具前情提要與補述脈絡的功能,同時也能大幅壓縮時間,讓故事情節得以順利推展。但往壞的方面想,如此手法一旦頻繁使用,演員的表現反而趨於單一,好似必須趕場,以至於事件的交代遠比角色的內心轉折更為重要。倘若如此,倒不如一開始就在人物關係或故事架構上有所精簡,讓十個生命場景之間更為緊湊呼應。

再者,演員時不時就必須跳脫出來擔任敘述者,往往也會中斷觀眾對角色的情感投射,並且讓角色本身所醞釀的情緒難以積累和堆砌。敘述性的口白或許顧全了整體結構,卻多少犧牲了角色本身的情感張力。而當推動劇情的根本力量,不再是源自劇中人物的實際對話與互動,他們各自鮮活的個性也就削弱不少。事實上,唐三藏與其弟子也具備敘述者之責。儘管由他們來交代劇情是更為古典的表現方式,但他們與演員在功能上的部分重疊,反而透露出彼此的分工並未收到相得益彰之效。如前所述,當主創團隊仍必須在劇末依靠《西遊記》的四個旁觀角色來進行總結時,更加說明了演員在對白與敘述之間交替切換的策略,其實欠缺真正的必要性。

簡言之,為了在歷史長河的遷移變化中,讓《十殿》能夠巧妙鏡映921大地震、鄭捷隨機殺人案、莫拉克風災等台灣社會曾發生過的天災人禍,同時也為了讓經典文本的悠遠靈光可以藉由當代的轉寫重生,我們不難理解主創團隊會希望將作品在時空尺度上的「宏大感」(greatness)視為其第一要務。然而,當劇作本身的核心要旨是為了呈顯三十年間的物換星移,而演員們的表現主要是為了成就結構上的整全性,那麼劇中人物也就失去其立體樣貌——他們雖然是《十殿》所欲刻畫的主角,卻也是這十個現世地獄場景中的扁平圖像。

 

語音腔調的殊異風景

至於《十殿》在網路上引發廣泛討論的台語字幕場問題,也有若干觀點值得梳理。劇場評論者葉根泉曾為文批評,台語字幕的安排只是徒增語言上的隔閡。同時演員的背景來自四面八方,其中也包括母語並非台語的演出者。全台語演出不僅會對其帶來影響,更有形成另一語言霸權的疑慮。他主張:「以台語字幕去推廣台語,立意雖好,卻有不體恤非台語族群的觀眾瞭解劇情的同理心,這些皆是劇團在復興台語之餘,也應同時考量如何包容多元與個別的演員與觀眾族群。但問題是,為何使用台語字幕就意味著「不體恤非台語族群」?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皆以中文為主的當代劇場生態中,阮劇團雖然刻意維持全台語演出,但事實上《十殿》裡仍有不少台詞是以中文說出的(譬如安然這個角色的台詞)。更何況,在劇場的演出中,語言對白僅僅只是其中一個元素;觀眾其實是從演員的肢體動作、角色之間的互動情境,以及場景氛圍的整體性脈絡,來理解人物所講述的內容。甚至,語言不通也未必會妨礙觀眾對劇作的理解和感同。

字幕的存在(無論中文或台語版),許多時候反而是畫蛇添足。至少就《十殿》在衛武營的演出場次而言,觀眾實際上必須將視線從舞台上移開,才能夠瞥見位於兩側的投影字幕,很難一邊閱讀一邊專注在演員講話的當下。徹底捨棄字幕不看反而更能進入情境,緊盯所有場上的細節變化,並且把握演出的整體性靈光。也就是說,回歸語音的專注聆聽而非字幕的分心閱讀,反而更有利於觀眾感受台語腔調的豐富魅力。(必須特別強調,這裡我所說的「豐富」是指不同背景、族群的演出者,依其慣常腔調講述台語時所形成的「異音性聚合」,而不是標舉某種純正、文雅的台語發音之美。因為後者這種訴諸同質性語音的預設,才可能是排他性操作的溫床。)

據此,過度依賴中文字幕對台語對白的「翻譯」,至少有兩個明顯缺點:一是使得多面而立體的語音腔調被框限在字幕所提供的「字面義」上。二是字幕的投映,反而再次鞏固華語電影歷史對台灣觀眾影音慣習的潛移默化:意即文字性的閱讀傾向,多多少少減損了語音性的直接聆聽,使觀眾對後者的敏銳度有所鈍化。換言之,儘管字幕的設置有其推廣台語的基本價值,但假使我們同意劇場不只是用來「讀」的,也包括「聽」的層面——這裡不妨把「聽」理解為一種對身體性在場的強調,以及對劇場空間中任何聲響振動事件的敏銳覺察和感受——那麼字幕的扁平化「翻譯」,其實是對演出的整體性深意的一種阻隔。同時,也削弱了非台語的觀眾族群,想要更進一步探索這種語言魅力的可能契機。

 

破除「母語幻象」的虛假平面

當然,從上述的論點來看,「使用台語字幕會將非台語族群排拒在外」的說法,是不折不扣的假議題。同時,預設「他國演員操持台語進行演出時,會對其表演有所折損」,這種觀點也值得商榷。因為劇場演出成功與否的關鍵,從來都不在於演出者是不是母語使用者,或者他們可否能夠提供一個「同腔同調」的母語發聲環境。史書美曾在《視覺與認同》批判過去華語電影的配音思維(特別是武俠電影)總是預設觀眾所獲得的沈浸感受,只能仰賴相近語音所共構出的大一統幻象來維持(那血統純正的悠遠中國及其整體性幻象)。但這麼做,卻會將「語言駁雜」(linguistic dissonance)的生活實況,鎮壓在標準語言的霸權想像之下。依此理路,認為非母語的說話腔調必定會折損演員的細膩演出,這種批評觀點也存在類似問題。因為它同樣預設最好的劇場表演,必須奠立在某種同質化的「母語幻象」上。

問題是,以這種母語幻象的虛假平面為根基的台語演出,會是阮劇團應當追求的目標嗎?所謂的台語復興,是仿效過去華語電影的配音思維,力行另一種屬於台語口說的「字正腔圓」邏輯嗎?至少就《十殿》所能展現的多元活力,答案顯然是否定的。誠然,演員仍必須對其所使用的表演語言有相當程度的掌握,但與其追求台語表述的「純正精練」,不如讓保有他們各自的說話口音,並藉此自然而然地發展其表演特質(哪怕是硬練出來的台語)。

再者,破除母語幻象之後的複聲化表述,其實才真正貼近當代台灣社會已然紛雜殊異的話語實況。即使中文仍是主流語言,我們不也在各種公共場合聽到來自香港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,越南、印尼,以及中國各地腔調的中文口音。既然中文的在地使用早就是去中心化的「南腔北調」,那麼一個期望能夠推廣台語、讓更多人樂意以台語作為日常語言的當代劇團,應該不難想像經由眾多族群之口講述出的台語口音,勢必會是另外一場「眾聲喧嘩」。

套用阮劇團編劇吳明倫在《十殿》節目單上的個人簡介文字:「企圖透過現代眼光重看民間信仰、連結在地文化,期望說出屬於台灣的故事。」這裡的「說出」顯然是、且未來持續會是一種環繞著台語的「異音性聚合」。據此,與其追求語言共構出的大一統幻象,不如期待各種裂解之音的「說出」,以及它們各自能夠流轉出的全新風景。這是當代台語表述的歧路花園,但它究竟能將我們帶往何種創作新境,繼而與現今的影視語言霸權拉開距離?這點,無疑是阮劇團最有條件為眾人回答的關鍵題,而《十殿》顯然就在探索此一課題的路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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