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師師令》

在我的創作生涯裡，《師師令》是最獨特的一個。

去年三月，北京尚在冬春之交，寒意未褪。一天，接到友輝老師的邀約，希望我能以戲曲創作加入阮劇團的「劇本農場寫作計畫」。此前，曾多次聽友輝老師談起阮劇團及這個計畫，也曾和團長兆謙有一面之緣，遂未做猶豫，即刻應允。

但這時的我，其實已暗自做了一個決定：不再寫戲曲劇本。

箇中原因，不足為人道。在這樣的時刻，這份邀約，對我而言，既像是對過往的一次鄭重的告別，又像是安慰—畢竟我的心，尚徘徊在戲曲中，還不捨得轉身就走。

最初想寫的，並不是李師師。既然要做一次鄭重的告別，我便想碰一碰壓在心底很久的題材：靖康之亂。之前我多次嘗試，又多次頹然放棄，始終找不到一個故事，可以承載起這段至為沉重與慘痛的歷史。

又一天，摯友施如芳從泉州發來訊息，說剛看完新編梨園戲《李師師》，我隨口問她，你覺得李師師的故事值得重寫嗎？

她回答說：想寫就寫啊。突然福至心靈，我說到：李師師也在靖康之亂的大背景裏面啊！
是的，在這段歷史中，李師師既連接了帝國的最高統治者皇帝，又連接了文臣士大夫，還連接了江湖草寇。

但同時，我也很警惕踏入「寫女子即寫愛情」的定律中。
如果不寫愛情，李師師還有什麼值得寫的？

如果男性集體退場，只剩李師師自己在臺上，是否能扛得起靖康之亂的大歷史？

在翻閱李師師的正史野史時，一個名字跳入我眼中：

李清照。

一瞬間，我感覺故事隨著這個名字，也跳入了我的心裡：

李清照也在靖康之亂中。而且，這段歷史可能更深刻地影響了她。

最後的想像停留在：她們都因為靖康之亂失去了很多，但困頓之後，得到的未必不是自由。

而宋徽宗趙佶的出場，不是最初的願望，他是寫作中應劇情的召喚而來，並成為了我從未想過的一個人。寫完之後，我也同時放下了心中對他的那一絲憐憫。

感謝一切的因緣際會。感謝一切的光亮和溫和。亦感謝一切傷痛和殘忍。

是這樣五味雜陳的人世間，才讓人迷戀不忍去。